1949年,梅汝璈拒绝南渡,坚定留在北京。1966年后,梅汝璈遭受到巨大磨难。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,准备焚烧。对此,梅汝璈说道: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?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,是民族尊严的见证!”
1946年,二战结束了。同盟国要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。
以前打仗,输了就是割地赔款,没听说过还得把战犯抓起来上法庭的。中国作为受害最深的战胜国,必须派法官去。
国民政府挑来挑去,想起了那个在大学教书的梅汝璈。这一年,他42岁。
梅汝璈接了任命,收拾好行囊,带上那件特制的法袍,飞去了东京。
刚到东京,梅汝璈就遇到个下马威:座次问题。
法官席怎么排?美国人不想动脑子,提议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强加上其他国家,依英文字母顺序排。这一排,中国“China”就要排在英国“United Kingdom”和美国“United States”前面?不对,美国人耍了个滑头,想把中国排在英国后面,甚至更靠后。
梅汝璈一听,火了。
他在预演的时候,直接把那件法袍脱下来往桌上一摔,坚决不干。他对那个澳大利亚籍的庭长韦伯说:“如果你非要这么排,我现在就回国,我不丢这个人!中国抗战时间最长,牺牲最大,你要是让我坐在后面,我没法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交代!”
在国际场合,座位就是地位。
梅汝璈搬出了《波茨坦公告》,搬出了日本受降签字的顺序,硬是跟那帮老外磨了三天。最后,法庭妥协了,中国法官的位子,排在了第二位,紧挨着美国,就在正中间。
这不仅是个面子问题,坐在中间,意味着离庭长近,有什么情况能随时沟通,这是为了后面的审判争夺话语权。
审判开始了。
那个叫东条英机的家伙,坐在被告席正中间。这家伙也是个戏精,被捕前还要搞个自杀表演,结果枪打偏了,仅仅擦破点皮。梅汝璈看着这张脸,心里恨得牙痒痒,他在日记里写,恨不得亲手把这些人宰了。
但他是法官,他不能拔刀,只能用法律杀人。
庭审过程极其艰难。日本鬼子当年销毁了大量罪证,咱们中国当时又在打内战,收集证据难如登1天。
那个叫向哲浚的中国检察官,带着助手到处找证据,还要忍受人手不足的痛苦。梅汝璈呢?他在法庭上要面对的是一群狡猾的战犯律师,还有那些满脑子“宽恕”的西方法官。
最惊心动魄的,是关于死刑的辩论。
到了最后判决的时候,法庭内部吵翻了天。有些来自文明国家的法官,比如印度法官帕尔,居然主张全员无罪释放!理由是现在的法律不能审判过去的罪行。还有澳大利亚庭长,主张流放,不判死刑。
梅汝璈急了。他质问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官:“你们见过南京城里堆积如山的尸体吗?你们见过婴儿被刺刀挑起来吗?如果这些杀人魔王都不判死刑,法律还有什么正义可言?文明不是用来给野兽遮羞的!”
那些日子,梅汝璈整夜整夜睡不着。他用流利的英语,一个一个去说服他们。
最后投票。
11个法官,最后的结果是6比5。
1948年11月,判决书宣读完毕。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、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,被判处绞刑。
东京审判结束,梅汝璈成了名动天下的英雄。
1949年,国民党败局已定。国民政府这个时候想起了梅汝璈,给他发了任命书,让他当司法部长,还给他准备了去台湾的机票和船票。
但梅汝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:拒绝赴台,留在大陆。
他在东京的酒店里,把那张去台湾的机票退了。他跑到香港,哪怕没有钱,哪怕前途未卜,他也要想办法回北京。
为什么?
他对人说:“我留下来,不是因为我不怕死。当年日本鬼子打进来,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我没走;现在新中国要成立了,我更不能走。新中国总得有懂法律的人吧?我学了半辈子法律,总得给国家用上。”
他把在东京穿的那件法袍,小心翼翼地叠好,放进箱子里。
回到北京后,他住进了东厂胡同。政府很看重他,周恩来总理评价他:“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,为国家争了光。”他当了外交部顾问,参与起草法律,依旧忙得脚不沾地。
1966年。风暴来了。
对于梅汝璈这样有“海外关系”、又是“旧官僚”背景的知识分子,劫难在所难免。
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闯进了他的家。那是疯狂的年代,理智被狂热淹没。他们翻箱倒柜,把他珍藏的书籍扔在地上踩,把他的手稿撕得粉碎。
最后,他们从箱底翻出了那件黑色的法袍。
那时候的法袍,因为年头久了,有些发旧。小将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,只觉得这是“封建余孽”或者“资产阶级”的奇装异服。有人喊了一嗓子:“烧了它!”
一直沉默隐忍的梅汝璈,突然像发了疯一样冲过去。
他对那些年轻的孩子喊出了开头那句话:
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?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,是民族尊严的见证!”
梅汝璈的心,碎了。他这一辈子,无论是在美国苦读,还是在东京舌战群儒,为的就是给中国人争一口气,争一份尊严。可如今,他拼命守护的尊严,却差点被自己的同胞毁掉。
1973年,北京的冬天很冷。
梅汝璈在孤独中离世,终年69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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