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梅汝璈拒绝南渡，坚定留在北京。1966年后，梅汝璈遭受到巨大磨难。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，准备焚烧。对此，梅汝璈说道：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，是民族尊严的见证！”
1946年，二战结束了。同盟国要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。
以前打仗，输了就是割地赔款，没听说过还得把战犯抓起来上法庭的。中国作为受害最深的战胜国，必须派法官去。
国民政府挑来挑去，想起了那个在大学教书的梅汝璈。这一年，他42岁。
梅汝璈接了任命，收拾好行囊，带上那件特制的法袍，飞去了东京。
刚到东京，梅汝璈就遇到个下马威：座次问题。
法官席怎么排？美国人不想动脑子，提议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强加上其他国家，依英文字母顺序排。这一排，中国“China”就要排在英国“United Kingdom”和美国“United States”前面？不对，美国人耍了个滑头，想把中国排在英国后面，甚至更靠后。
梅汝璈一听，火了。
他在预演的时候，直接把那件法袍脱下来往桌上一摔，坚决不干。他对那个澳大利亚籍的庭长韦伯说：“如果你非要这么排，我现在就回国，我不丢这个人！中国抗战时间最长，牺牲最大，你要是让我坐在后面，我没法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交代！”
在国际场合，座位就是地位。
梅汝璈搬出了《波茨坦公告》，搬出了日本受降签字的顺序，硬是跟那帮老外磨了三天。最后，法庭妥协了，中国法官的位子，排在了第二位，紧挨着美国，就在正中间。
这不仅是个面子问题，坐在中间，意味着离庭长近，有什么情况能随时沟通，这是为了后面的审判争夺话语权。
审判开始了。
那个叫东条英机的家伙，坐在被告席正中间。这家伙也是个戏精，被捕前还要搞个自杀表演，结果枪打偏了，仅仅擦破点皮。梅汝璈看着这张脸，心里恨得牙痒痒，他在日记里写，恨不得亲手把这些人宰了。
但他是法官，他不能拔刀，只能用法律杀人。
庭审过程极其艰难。日本鬼子当年销毁了大量罪证，咱们中国当时又在打内战，收集证据难如登1天。
那个叫向哲浚的中国检察官，带着助手到处找证据，还要忍受人手不足的痛苦。梅汝璈呢？他在法庭上要面对的是一群狡猾的战犯律师，还有那些满脑子“宽恕”的西方法官。
最惊心动魄的，是关于死刑的辩论。
到了最后判决的时候，法庭内部吵翻了天。有些来自文明国家的法官，比如印度法官帕尔，居然主张全员无罪释放！理由是现在的法律不能审判过去的罪行。还有澳大利亚庭长，主张流放，不判死刑。
梅汝璈急了。他质问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官：“你们见过南京城里堆积如山的尸体吗？你们见过婴儿被刺刀挑起来吗？如果这些杀人魔王都不判死刑，法律还有什么正义可言？文明不是用来给野兽遮羞的！”
那些日子，梅汝璈整夜整夜睡不着。他用流利的英语，一个一个去说服他们。
最后投票。
11个法官，最后的结果是6比5。
1948年11月，判决书宣读完毕。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、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，被判处绞刑。
东京审判结束，梅汝璈成了名动天下的英雄。
1949年，国民党败局已定。国民政府这个时候想起了梅汝璈，给他发了任命书，让他当司法部长，还给他准备了去台湾的机票和船票。
但梅汝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：拒绝赴台，留在大陆。
他在东京的酒店里，把那张去台湾的机票退了。他跑到香港，哪怕没有钱，哪怕前途未卜，他也要想办法回北京。
为什么？
他对人说：“我留下来，不是因为我不怕死。当年日本鬼子打进来，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我没走；现在新中国要成立了，我更不能走。新中国总得有懂法律的人吧？我学了半辈子法律，总得给国家用上。”
他把在东京穿的那件法袍，小心翼翼地叠好，放进箱子里。
回到北京后，他住进了东厂胡同。政府很看重他，周恩来总理评价他：“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，为国家争了光。”他当了外交部顾问，参与起草法律，依旧忙得脚不沾地。
1966年。风暴来了。
对于梅汝璈这样有“海外关系”、又是“旧官僚”背景的知识分子，劫难在所难免。
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闯进了他的家。那是疯狂的年代，理智被狂热淹没。他们翻箱倒柜，把他珍藏的书籍扔在地上踩，把他的手稿撕得粉碎。
最后，他们从箱底翻出了那件黑色的法袍。
那时候的法袍，因为年头久了，有些发旧。小将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只觉得这是“封建余孽”或者“资产阶级”的奇装异服。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烧了它！”
一直沉默隐忍的梅汝璈，突然像发了疯一样冲过去。
他对那些年轻的孩子喊出了开头那句话：
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，是民族尊严的见证！”
梅汝璈的心，碎了。他这一辈子，无论是在美国苦读，还是在东京舌战群儒，为的就是给中国人争一口气，争一份尊严。可如今，他拼命守护的尊严，却差点被自己的同胞毁掉。
1973年，北京的冬天很冷。
梅汝璈在孤独中离世，终年69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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