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邦在沛县起兵时，他又不是官职最高的人，为什么都认他做老大？
汉高祖刘邦作为一名曾经的泗水亭长，在秦朝官僚体系中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基层小吏罢了，他在沛县举事之初，无论是官职还是威望，都比不过萧何、曹参等人，但为何这些人却全都愿意认他当老大呢？
对此，在史书上有记载，“萧、曹等皆文吏，自爱，恐事不就，后秦种族其家，尽让刘季”。这个理由看似合理，却经不起推敲，如果真是“自爱”，亦或者“恐事不就”，直接不掺和不就行了吗？何必冒着杀头的风险，又跟着刘季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
因此，笔者认为小何、曹参等人肯认刘邦为老大，主要原因有三点。
其一，秦朝的律法非常严苛，商鞅研究出来的新法，就连他自己都饱受其苦，更何况他人？而在秦朝严苛的法治之下，基层官员往往是权力体系的直接执行者，刘季时任泗水亭长，负责押送劳役，无法按时抵达，本身就是犯了死罪。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“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，徒多道亡。自度比至皆亡之，到丰西泽中，止饮，夜乃解纵所送徒。”
由此可见，刘邦在自知必死之时，没有试图牺牲沛县的村民来挽救自己的性命，反而大义凛然的决定牺牲自己来挽救沛县的乡亲们，把这些人全都给放了，自己则踏上了逃亡之路。
沛县的村民再愚钝，也都心里明白，刘邦做这个决定，相当于选择了死。而刘邦用自己的死去换取沛县村民的生，这一举动被沛县所有让人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哪怕是萧何、曹参这样的沛县官员，也不禁对刘邦另眼相看。
同时，刘邦的这次极富人情味和担当的壮举，挽救了沛县的很多家庭，也在沛县赢得了人心，得到当地村民的拥护。
很多村民都清楚，刘邦虽然放了他们一条生路，但独自逃亡的生存几率并不高。所以，一部分人就没走，而是选择继续追随刘邦，躲入芒砀山抱团求生。
正是通过这件事，彻底改变了沛县村民对刘邦的印象。刘邦不再是一个不爱劳作、好酒及色的小亭长，而是一位在关键时刻敢于仗义执言、解救乡亲的英雄。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，让他在沛县民众中积累了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强大的号召力。
其二，刘邦释放村民的时候，秦朝正处于一场大变故中。当时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，天下大乱，反秦浪潮已经席卷全国。
此时的秦朝虽然没有灭亡，但已经国力受限，律法压迫力也随之下降。而且，沛县当时也陷入了动荡之中，沛县县令为了自保，选择打不过就加入，顺势投靠义军。
只不过，沛县县令毕竟是秦朝旧官吏，如今虽然投入义军，但总给人一种“不是自己人”的感觉。反观刘邦就不痛了，他虽然也是秦朝的泗水亭长，但他因为保护沛县百姓而犯下死罪，跟随他起义反而更可靠。
萧何曾为沛县的主吏，曹参曾为狱掾，都有着很深的政治敏感度，更拥有洞察局势的智慧。所以，当沛县县令向萧何寻求起义的建议时，萧何明确指出：“你沛县县令为秦朝官员多年，如今揭竿而起，不仅没人跟随，很可能还会被打死。”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萧何与曹参“顺势而为”，巧妙地将刘邦推到了前台。《史记》记载，“原君召诸亡在外者，可得数百人，因劫众，众不敢不听。” 萧何推举刘邦，让刘邦凭借“仗义释放了沛县壮丁”所积累的民意基础，转换成真正的领导力，从此开始了起义生涯。
从萧何与曹参的视角来看，推举刘邦，绝不仅仅是因为“胆子小，怕事情最终失败”。他们都是秦朝旧吏，官职和见识虽然都比刘邦高，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并不适合当起义军的首领，反而跟随刘邦，拥护刘邦，才是在乱世中生存的上策。
这是一种精明的政治考量，而非简单的胆怯。事实上，刘邦在沛县被城门阻挡时，能够通过“书帛射城上”的方式，号召沛县父老“杀令开门”，已经证明了刘邦的号召力，萧何和曹参若反对刘邦，结局可想而知。
第三，刘邦身边的人，可不仅仅是萧何、曹参。后来众多的能人异士聚集他的身边，如张良、陈平、萧何、韩信等，绝对不是偶然。可见，刘邦具有极强的魅力，同时还有极强的“知人善任”能力，这一点在韩信身上就有深刻的体现。
刘邦对韩信这样“统兵百万”的奇才，能够不拘一格委以重任。这种包容和信任，使得那些怀才不遇的精英们，在刘邦这里找到了施展抱负的平台和被认可的价值。
这种“能人尽其才”的领导艺术，在那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。那些跟随刘邦的“大人物”们，之所以死心塌地，并非仅仅出于“重情义”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，只有在刘邦这里，他们才能全面发挥自己的专长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一旦离开刘邦，他们恐怕就很难再遇到如此“明主”了，这才是这些人愿意跟着刘邦的底层逻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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